近日读了威廉·配第的《赋税论》，书的篇幅并不长，但几乎确定了经济学初步的研究领域，其中的劳动价值论还成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最初来源之一，受到了马克思的褒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是什么因素决定或影响了同一个地球上中西方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向、财税思想和制度，乃至不同的发展脉络和结果?如果能略通一二，也许《赋税论》就没有白读。

　　历史的横坐标：看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财税思想
　　《赋税论》提出“公平、确实、便利、节省”原则，大量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同时期的中国也具有“体恤民意”的财税理念，但是财税制度往往以彰显君主个人恩典为重，税收优惠随意，事权与财权分配不均衡……
　　《赋税论》出版于1662年，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的明末清初，1662年是康熙元年。让我们看看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政体、不同文化、不同经济背景下的中西方两个地域，对财税问题是如何理解与实践的。
　　这一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工场手工业日趋兴盛，产业资本正逐渐代替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人民对于税负的公平感要求强烈，如何体现税收的公平感呢?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提出了“公平、确实、便利、节省”四原则，并专门在第三章就“人民不甘心承担赋税的原因如何减少”的问题从22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既有心理的分析，也有关于人口的定量分析。虽分类的角度与引用的数据和论点可能存在瑕疵，但由此可见，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已经较为广泛地应用在财税领域。同时就税收的法定主义(对谁可以征税、征税的依据和税率等问题都有描述)和节俭原则(涉及税收的规模、征收等)都作出了明确而翔实的阐述。
　　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值明王朝政治、经济和军事彻底崩溃之际，外有关外八旗军的金戈铁马、枕戈待旦、气吞万里如虎，内有流民起义。最终，这个存在了270余年的封建王朝不堪重负而土崩瓦解。王朝覆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里仅从财税视角加以审视。
　　每当王朝更迭，我们总是习惯于以下的说法：某朝末年，皇帝花天酒地，不问朝政，官员贪腐成风，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某某地自然灾害，人民不堪重负，揭竿而起……总之，苛捐杂税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事实是这样的吗?田赋是明朝的主要税种，但即便是在被许多史学家认为的高赋税的17世纪，劳役和其他义务折入田赋，也并非不可接受。就如黄仁宇先生在《明代的财政管理》中所述：“每亩地为0.1118两，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这大概是每亩中等肥沃的土地年产量的10%，到15%。从17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个税率固然有点高，但却也不是不可忍受。”
　　在《明实录》中，还屡次记载着皇帝的“体恤民意”之情，就是随意地减免税收和调整税收优惠时间。明朝的归有光，在文章里就曾质疑政府对人民的“姑息”政策是否明智。他还指出，如果不能募集足够的赋税收入来开展工程建设，就等于没有机会让人民得到更多的改善生活和富足自身的手段。而这种观念显然是与传统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的，所以必然不会被采纳。
　　由此可见，不是当时的皇帝没有“公平”的理想，没有“爱民、体恤民意”的财税理念，而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一个不以彰显君主个人恩典为重的财税制度。同时，由于税收优惠的幅度、范围过于随意，事权与财权分配不均衡等，最终导致了税赋危机。

　　历史的纵坐标：看经济学及财税思维与实践的发展脉络
　　从关注金银的净流入、到衍生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从关注民众对税收反抗的原因，到逐渐形成纳税心理学、行为学，西方在经济和税收领域的探究是一个逐渐细密的过程。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仁人志士的睁眼看世界，但未形成推动变革的主流力量。
　　西方经济学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重商主义，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他们当时认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对外贸易的顺差(这种思潮在当今国际贸易间也时常发生，它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源泉)，并注重研究流通领域的财富增长，而威廉·配第则进一步向生产领域进行了拓展。
　　其后的古典经济学，随着以“看不见的手”为著名论述的《国富论》问世，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开展了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和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重农主义、庸俗经济学、边际革命、新古典经济学(微观)、凯恩斯革命(宏观)、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等，相继在经济舞台上粉墨登场。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在经济学和税收领域的探究是一个逐渐细密的过程，并不断地引入新方法、新理论。从关注金银的净流入、财富的来源，到关注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从关注流通领域，到关注生产领域;从政府与市场的宏观关系论证，到引入边际效应、纳什均衡的微观细致分析等，从而衍生出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当前众多的经济流派和理论。从关注民众对税收反抗的原因，到逐渐形成的纳税心理学和纳税行为学的分析研究，都给人以百花齐放的感觉，思维与实践的多态与深邃也让人印象深刻。正如罗素先生谈到的，美的来源是多态，而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同样如美学一样，需要多态，需要缜密的思考、科学的推演和大胆的实践。
　　中国在经济和税收领域的探索早早领先于世界，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欧洲还是蛮夷之地时，我们已经有了世界上最早的重商主义、市场调节的理论家和践行者——管仲，有了世界上最早的重农主义和政府强力调控的大家——商鞅。他们都在自己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创造了当时的奇迹，管仲使得一个流亡的太子小白成为了春秋霸主齐桓公，商鞅使得秦这个偏居一隅的贫困国家完成了统一全国的雄图伟业，真可谓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但是什么让中国这个有着先发优势的国度，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都没能独领风骚于世界?除了制度层面的设计缺陷外，我想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思想层面。自秦汉来，“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和治国方略，紧紧地禁锢着这个封建大国的思想。在中国，治国之术与儒家的人本主义密不可分，常以道德的外衣掩饰治国之术的技术性缺陷。其中，对于大节(如税基)的过于随意，无疑是治国的重弊。同时，由于自然禀赋的特殊，使得我们没有及时跟上世界的经济思潮发展，特别是“天朝大国”的夜郎自大和阿Q精神的作祟，使得我们不愿意接受现实，不愿意正视问题。虽然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仁人志士的睁眼看世界，但都没有形成统治阶级的共识，从而未能形成一股推动变革的主流力量，经济理念、财税观念都随之与世界水平渐行渐远。
　　从历史的角度粗略地审视一下中西方财经与税收，觉得思想的多态和技术性的细致考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其贯穿于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北京市国税系统在推进税收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先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讨论，让全员从思想层面认识到思想先行的重要性，我想也是出于这种考量吧。
　　读完《赋税论》，不得不折服于威廉·配第的博学与细致的思考。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税收问题都会越来越复杂，但同时提供了相互借鉴学习的平台。比如，2014版的新会计准则，使我国会计准则与世界准则不断趋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学习的基础平台和对话的统一口径。税收现代化不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而是融入世界经济进程的现代化，是基于税收理念与征管方法创新基础上的现代化，为此，我们要不断地学习，缜密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