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躁，笼罩在北宋京畿地区上空。这样的日子，从熙宁六年(1073年)秋天算起，已经持续了十个月。

烈日如火，滴雨不下，麦苗焦枯，稻田绝收。尽管早就传旨赈灾，但宋神宗依旧茶饭不思，眉头紧锁。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初五日，宋神宗收到了一份密报。作者郑侠是一位京城的城门官，他在密报中自陈：每天看到穷人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十分感慨，便把所见图景绘成《流民图》，呈上御览。

面对这幅画作，宋神宗惊呆了：图上的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啼饥号寒，嚼草根衔野果，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此情此景，令宋神宗潸然泪下。在奏疏里，郑侠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默然良久，宋神宗百思不得其解：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一揽子君臣合作研究的善政，怎么会把百姓搞得如此凄惨呢?

风云际会
　　上台那年，宋神宗才19岁。跟前任不同，他以唐太宗为政治榜样，渴求建功立业，收复燕云，“尽复唐之故疆”。为此，他曾顶盔挂甲，召见老臣富弼，咨询富国强兵之道。可这位曾经的改革派骨干，却直截了当地给年轻的皇帝浇了一盆凉水：“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

这不是第一次被打脸了。皇太后和一众老臣都安于现状，不愿“折腾”。宋神宗却要为北宋中叶以来“冗官”“冗兵”“冗费”等体制性问题而担忧。这些痼疾不解决，富国强兵就是纸上谈兵。

正如他所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推行改革，首先要用对人。老臣不堪大用，那就用新人。“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宋神宗来说，“那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是现实主义者。他的官场生涯，辗转外放，“起堤堰，决破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一些财政改革试验，比如在鄞县“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成为他后来面向全国推行的“青苗法”的雏形。因此，他对变法有准备、有经验。

王安石是理论创新者。嘉佑三年(1058年)，他结束地方官生涯，调任度支判官，向皇帝呈上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述职报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总结自己在地方的宦游经历，指出国家经济困窘、风气败坏、安全堪忧的残酷现实，认为扭转积贫积弱困局的根本途径，就是全盘改革，祛除积弊。这件事让王安石成了士大夫心目中的“网红”。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远离酒色、淡泊名利、好学深思，企盼他当宰相。万言书中“理财为先”的主张，与宋神宗的心愿不谋而合。因此，王安石自然成为宋神宗擘划变法事业的最佳人选。

“新”在何处
　　王安石推行的是整体配套改革，最耀眼的“新”亮点，就是在经济领域突出朝廷意志，强化官方控制。

比如均输法。朝廷专设发运使，控制东南地区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根据宫廷和官府的需求，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由财政划拨专款进行统购统销，官营专卖。

又如市易法。朝廷在东京设立市易务，作为市场管理机构，由官府拨出本金，负责平价购买滞销货物，到市场短缺时按照官方定价出售，以此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避免商人囤积居奇，防止物价大起大落。

再如青苗法。每年春夏青黄不接之时，官府向农民借贷资金或粮谷，补助耕种，减轻灾荒损失，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30%，一年可贷两次。尽管利率不低，但比以前利率超过50%、动辄要用土地抵押的私人高利贷，还是合算多了。

显然，王安石的新政就是利用国家资本平抑物价、打击垄断。其他诸如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是政府对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进行改革;方田均税法是政府介入土地领域，进行所有权审核，调整和规范社会经济秩序。能在传统小农社会实现“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王安石变法无疑是超越时代的进步。

此外，王安石主持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总指挥部，以集中经济决策权，既能绕开其他部门发布新政，也便于安插亲信，推动新政落地。在都察院等重要部门安排改革派官员，削弱改革阻力。鼓励宋神宗以尧舜为楷模，在变法事务上力排众议，乾纲独断。

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的成效是立竿见影的。以前不怎么充实的国库，这下是喂饱了。仅市易务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30%，实施青苗法获取的利息收入惊人，以至于朝廷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

然而，“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初衷只实现了后一半，变法后来的执行结果给百姓带来的，并非都是福音，也有困惑乃至灾难。

新不如旧
　　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就是官府权力空前膨胀，承担了太多角色，似乎“无所不能”。

均输法让它演化为政府型公司，到处与民争利，官方采购价脱离市场，要么低到近乎抢劫，要么高到回扣离谱，市场运行完全混乱，官员借机中饱私囊。

市易法让它演化为最大的百货公司，它可以“尽收天下之货”，经营范围无限延伸，强买强卖，全面垄断，“凡商旅所有，必卖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搞得商人都不肯来首都做买卖，以免货物全部形同没收。

青苗法让它暴露了贪婪的一面。各级官员把陈粮放贷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贷时缺斤短两，收时却要分毫不差。一来一回，实际利息并不比高利贷少。各级官府为完成放贷指标，管你是否需要，直接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遇水旱灾害，难以收回本息，官府上门催逼，迫使农民卖儿鬻女还债。

显然，变法造成的额外成本，要社会来埋单;变法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官营垄断，要扭曲价格机制，冲击中小商业，侵蚀社会财富;变法造就了新贵阶层，办事更复杂，寻租更严重。

这一切都源于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即“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当决策执行者抱着获利赚钱和捞取政绩的目的，不受任何监督地介入经济活动，变法的副作用就无法矫正，甚至为腐败开了方便之门。这些副作用破坏了经济环境，璀璨了中小商业，恶化了官场生态。

然而，变法的后遗症还很多。宋神宗打破了宋初以来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事无巨细都要插手，缺乏论证，靠拍脑门。在位的前十年，他就下达了1346道手诏，比此前一个世纪的总和还多好几倍。这直接导致了决策失误，君臣失和。

随着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先后故去，新政全部废除，但变法的后遗症犹存。守旧派遵循祖宗家法，却拿不出改善经济的良方，决策者不得不再次起用改革派。此时，新旧之争已从政见分歧转向派系倾轧、权力内讧。北宋王朝也在无情的与民争利中走向了穷途末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